《生于一九〇二》是作家恩斯特·格莱泽于26岁成名的长篇首作。小说讲述了“生于1902”的德国青少年，在一战时期幻灭与的小镇青春，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宣言。

后记的第一部分“小说及其时代反响”，帮助我们理解作者“讲述”的创作立场，社会的群体与战时的团结假象，小说如何将个体经验融入集体叙事，并塑造为一代人的身份认同，以及评论界对小说中代际问题的现实意义、青少年对性的探索、亲历者叙述中见证性特质的讨论。

正如托马斯·曼对本书的评价： “它终究是诗，是一份可爱的文献，更重要的在于，它也是真实。”

后记（节选）

文｜克里斯蒂安·克莱因

(Christian Klein)

这种感觉总会侵袭我们：你的青春只是短暂的一夜（沉醉其中吧！）；之后便是漫长的“经验”，是妥协、思想贫乏与热情耗尽的岁月。人生就是如此。成年人如此说，也如此度过他们的人生。

——瓦尔特·本雅明，一九一三年

小说及其时代反响

一九二八年十月，恩斯特·格莱泽的长篇首作《生于一九〇二》初次出版，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二十六岁的作者随之一夜成名。作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目之一，这部小说在一九二九年底的总印数已达到了二十万册，随后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这本几乎汇总了一九〇二年至一战结束前出生者经历的书，被评论界誉为“迷惘的一代”的宣言。一九〇二年这一出生年份，自此成为幻灭与的象征性符号。这些在一九〇二年前后出生的人因年纪太轻而未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无法通过（或被视作英勇、或被视作毁灭性的）前线经历来定义自我。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不久涌现的大量畅销书中，前线经历最初主要被塑造成“冒险故事”，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才逐渐被批判性文本取代，但这些文本同样是从参战者的视角进行叙述，而一九〇二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和他们的经历并无一席之地。然而，他们的生活也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当时的他们已然年长到足以目睹榜样的崩塌，亲历被饥饿、苦难与死亡支配的生活。那些早在和平时期就已从内部瓦解、对外却愈发喧嚣的价值观与理想，本应在危急时刻提供支撑，却在战争的挑战面前轰然坍塌。父辈的世界，俨然成了一个布满空洞承诺与虚伪口号的世界。这种认知让年轻人陷入孤独与迷惘。青春期时那种不属于任何既定群体的普遍感受，在这一代人身上固化为终身体验。最终，这一切凝结为格莱泽置于小说卷首的题词：“La guerre, ce sont nos parents.”（战争，就是我们的父母。）这是叙述者的法国友人在德国战时动员时期在僻静疗养地吐露的想法。在主人公看来，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它点明了在战争的酝酿过程中，一条真正的战线——即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对峙——是如何最终形成的： 当不久前还和睦共进正餐的成年人面对迫近的战争互相攻讦时，青年一代却团结起来对抗父辈。他们与“成年人”的战争毫无瓜葛，因为青年们的抗争对象并非某个异国，而是老一辈虚伪的道德准则。

19世纪德国黑森下辖城镇布茨（Butzbach），恩斯特·格莱泽的故乡，也是小说故事的潜在发生地。

这部小说宣称是目击者的真实记录。格莱泽在上下篇之间一段看似脱离主要叙事脉络的插入语中明确强调：

接下来，我将讲述我和我的朋友们所见的战争。这些只是一些片段。

我们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眼睛。我们所看到的，都深深地印在了心中。

也许其他人看到的更多，他们可以说出来。

我的观察是不完整的。我本可以轻易地写出一部“小说”。但我写这本书并非为了“创作”。

我想要，即使它像这篇报告一样支离破碎。

也许它会激励其他人讲述。如果他们不能写出来，那就请他们思考。

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它没有其他目的。

——恩斯特·格莱泽

这一论述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它精准道出了格莱泽创作该小说时的文学纲领与立场。例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多次通过报刊和广播表达对文学使命的见解：文学应当记录现实而非将现实审美化、应当指导行动并保持批判立场。这种主张在他的长篇首作《生于一九〇二》中显露无遗。另一方面，这段插叙也引出了小说的核心，因为“真实性”——即信念与行动的统一——正是这部小说结构中的核心价值之一。

格莱泽声称自己不想进行“创作”，凸显出他对语言可被操纵的自觉。他承诺，不会将语言工具化，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近乎中立的媒介来使用。此外，小说对语言之外的现实——即作者恩斯特·格莱泽本人的真实经历——进行了明确的援引。这一点，再加上叙述者与真实作者之间大量的外部自传细节和内在思想上的吻合（尤其是相同的出生年份），共同强化了作品内容的真实感。作者还放弃了“小说”这一体裁标识，从而强化了这种“真实性策略”。这很可能就是本书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大获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一来，这部小说一方面与当时文学界盛行的“新客观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它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代入感。由于小说暗示了作者的亲身经历与叙述者的讲述高度一致，这种代入感便获得了强大的感染力。

值得注意的是，体现了文本核心设定的标志——即上文所引署有作者名字的插入语——在第二版中就被删除了。至于原因，只能推测： 也许正是这种（被认为存在的）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所引发的负面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一修改。

至少，如果我们采信那段插入语，那么格莱泽就已表明，这部小说旨在纪实。正如文中所言：“我想要，即使它像这篇报告一样支离破碎。也许它会激励其他人讲述。如果他们不能写出来，那就请他们思考。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渴望，使得主人公的母亲在战争期间逐渐疏远了她曾钟爱的诗人（文中点名提到了梅特林克和霍夫曼斯塔尔），因为在危机时刻沉溺于此是毫无意义的。叙述者总结道，他的母亲“再也没有心情去读以前那些诗人的作品了。现在，她完全明白了，那是一种奢侈”。当然，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表达这样一种见解，本身似乎就是个悖论——但只有当我们不把小说所声称的“纪实性质”当真时，这个悖论才成立。

小说首先描绘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几乎要将当时的社会撕裂。在主人公的故乡，左右两派、阶层之间的政治对立，以及反犹主义的思潮，都屡见不鲜。小说的叙述者“我”以成年人的视角，回溯了主人公在德国西南部一座小城的青少年日常。除了这位年轻的主人公，故事中还有几个关键角色，包括他所钦佩的朋友菲尔德（一位思想自由、品德高尚的贵族“红色少校”的儿子）、列奥（“四年级里唯一的犹太人”）以及工人阶级的儿子奥古斯特。书中，城市生活显得腐化而安逸，人们的价值不取决于能力，而是取决于出身；与之相对，自然中的生活则被塑造成自由而纯粹的，是与小市民阶层的狭隘窒息形成对立的另一种理想模式。这种将自然美化为一个乌托邦式避难所的倾向，也提前预示了一个从此贯穿格莱泽所有作品的核心主题。

在《生于一九〇二》中，性是另一个核心主题，它在小说中始终被视为一个“秘密”而被探讨。这个讳莫如深的领域标志着通往成人世界的门槛。而在年轻的叙述者看来，成人世界与虚伪和背叛总是密不可分。小说将（被个体压抑的）性欲和（被集体引导的）暴力、寻求自我认同的个体化进程与社会框架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从一处情节的编排即可见端倪： 叙述者初窥性之禁区的一系列描绘，最终竟终结于一则导致了整个时代创伤的消息——奥地利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战争暂时营造出一种社会团结的假象：不同阶级、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之间的鸿沟似乎瞬间被填平，因为在对抗外部敌人的战斗中，昔日的对手需并肩前行。然而，这种新的团结并未持久。不久之后，旧的矛盾再度爆发，战争甚至还制造了新的嫌隙：例如，菲尔德和叙述者之间的亲密友谊因此破裂。战争甚至将猜忌与背叛带入了家庭——在这个本应最值得信赖的港湾，孩子们却为了生存而互相偷窃。至此，战争曾在短时间内看似拥有的那种道德附加值，已然消耗殆尽。面对新的经历，语言似乎也从根本上失灵了，通行的套话沦为空洞的词句，在现实的恐怖面前不堪一击。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叙述者坠入爱河且得到了回应，个人的危机似乎有了被克服的可能，但这份希望却最终因社会政治环境而破灭：一场袭击终结了这段萌芽中的幸福。因此，阅读这部小说得出的结论是：战争不仅摧毁了老一辈的生命，也摧毁了年轻人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个总结似乎映照了整整一代人的共同经历。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那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代际问题》（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诞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绝非偶然。直至今日，社会科学界仍视一战为理解重大社会事件与政治代际形成之间关联的核心事件。在这种理解中，代际的区分，不在于是否参与（或未参与）特定事件，而在于感知和处理这些事件及其影响的特定方式。因此，“代际性”是一种回溯性的阐释现象。而对这些事件的阐释方式，又受到特定叙事的塑造。

在这个意义上，《生于一九〇二》堪称代际构建的范本，它为读者提供了将个人经历融入集体叙事的可能。借助某些“宏大叙事”（小说《生于一九〇二》必属其一），一个“经验共同体”得以在回溯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小说为战前和战时岁月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显然，大批读者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或许也正是格莱泽的小说大获成功并最终升格为一部备受追捧的经典作品的原因。作者首次以一个非战争亲历者的代际成员身份，强调了战争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后方的生活。从此，战争不再仅仅“属于”前线士兵，也同样“属于”留守后方的年轻人。读者通过参与这种“集体叙事”的实践，既划定了代际认同的疆域，也确立了身份建构的坐标。

一战后的年轻一代沉湎于这种“代际情结”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对于那些从帝国的父权体系中被猛然抛入魏玛共和国的青年人而言，“世代化”的个人经验，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信奉的新理想。至少在某一个时期内，对某个世代的归属感，确实能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从这个角度看，格莱泽为小说选择这个书名，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最终非常成功的）营销策略，其目的就是精准地吸引潜在读者：一个出生年份被升格为一个“世代”，而作者本人也随着本书的出版，将自己塑造成了该世代的代言人。

《生于一九〇二》在代际问题上的特殊现实意义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也被当时的评论家们瞩目。除了少数几篇有分量的差评外，他们都对本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例如，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的书评，开篇就从作家与其同代人关系的角度进行了一番宏论，进而点明了这部小说的历史重要性：

诗人，如同一切艺术家，是他所属的众多群体的发声器官。他的天职便是为人类认知征服世界——这种认知既要穿透灵魂幽微，又要抵达群体经验的深层……我认为，这部书的字里行间都跃动着真正的诗人所具有的那种深度的批判自觉……但凡意图理解时代且懂得鉴赏叙事艺术者，都不应与此书失之交臂……

茨威格这篇评论的标题《创作与纪实》本身便呼应了《生于一九〇二》所体现的新客观主义风格及诉求。在评论结尾，茨威格再次强调了格莱泽小说在塑造代际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

恩斯特·格莱泽的这本《生于一九〇二》，为一个似乎已沉湎于嬉闹、矫饰或愚蠢病态之中的世代进行了正名。它回应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总觉得，对在战争期间与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究竟该有何种使命、姿态与成就，自己最有发言权。

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曾在《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杂志上刊载过小说章节，他盛赞格莱泽简洁有力的文风，并在结尾处强调了自己对此风格的看法：

或许我不是评判此书的最佳人选，数月前初读片段时，我便不可救药地为之倾倒……其文笔犀利而明快，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也没有控诉式的长篇大论。然而，那些一手酿成如今这世界的成年人，他们的吹嘘与懦弱，他们精神上的两面性与矛盾，竟被如此真实地捕捉下来——这远比漫画或刻意的歪曲要可怕得多： 这，就是一双双纯真无邪的少年之眼所见证的真理……这本书是一部青春的杰作。它弥补了德国小说家长久以来的盲区：战时后方的真实图景。

伊姆加德·迈耶（Irmgard Meyer）指出，格莱泽的作品可视为对阿诺德·茨威格的《格里沙中士》的一种补充。它能引导年轻人产生认同，也能帮助长辈更好地理解青年一代：

正如阿诺德·茨威格在《格里沙中士》中刻画了当下许多成年人经历的苦难历程——作为人性核心的正义、尊严被战争、国家、组织这些冰冷机器碾得粉碎，恩斯特·格莱泽则讲述了一代青年被战争剥夺青春的故事……格莱泽在书写中充满激情地重历这场战争，使同龄读者恍如照见自己，更让当年的那些成年人终于意识到：他们曾将自己的虚伪包装成英雄主义灌输给年轻一代，这犯下了何等深重的罪孽。

在《文学》杂志上，评论家弗里茨·迪特里希（Fritz Diettrich）热情洋溢地为小说的问世而欢呼，并断言，很少有“一本书能如此有力而明确地被一个精神内核所滋养”。这个“精神内核”即那句“战争，就是我们的父母”的断言，它将小说的不同片段凝聚在一起，使这部作品“如同左拉和厄普顿·辛克莱的著作一样，是良知的化身”。迪特里希接着写道，格莱泽的书是“一部颇具分量的社会学文献”，因为其历史氛围“如一幅流动的记忆画卷在我们眼前重现，不乏透明的痛感，却毫无过激的论战色彩”。瓦尔特·霍耶（Walter Hoyer）则在《图书馆杂志》上评论道，格莱泽“创作了一部独特的时代文献，一首优美而清晰的诗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托马斯·曼在一篇年度图书综述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格莱泽的小说盖棺定论，称其“必将流传后世”。他评价道（这番话无疑与格莱泽本人的文学纲领有所出入）：“它不是一部小说，可我们又何必执着于小说？它终究是诗，是一份可爱的文献，最重要的在于，它也是真实。”同年十二月，托马斯·曼在与库尔特·奥古斯特·舍伦贝格（Kurt August Schierenberg）的交流中强调，他这番赞誉“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犹太评论报》的评论家认为，“如果说恩斯特·格莱泽是生于一九〇二年一代人的代言人”，那么这一代人“已然深刻地理解了战前与战时岁月”。他认为，这本书“对犹太人双重不自由的命运——即‘犹太宿命’，进行了令人震撼的描绘”，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以最紧张的心情读完这本振聋发聩的书”，因为：

格莱泽不仅是一位观察家，能以惊人的现实感捕捉疯狂与苦难的每一个阶段；他也是一位诗人，能通过一个孩子纯真而敏感的想象，将那些战争岁月的世界，以惊人的形象感和生命力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些几近遗忘、却本不该被遗忘的往事，在读者的记忆中被唤醒。对这些读者而言，这本书就是一段亲历的当代史。

在社会主义刊物《书籍守望者》中，评论家弗里茨·罗森菲尔德（Fritz Rosenfeld）同样强调：“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以毫无保留的真诚，如实记录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代人的历史，并成功创作出具有重要艺术价值的作品。”罗森菲尔德赞赏作者力图展现社会各阶层的努力，但也批评“世代内部的阶级分野刻画得不够鲜明”，不过这一缺憾为“大量新颖的视角、出色的细节描写以及生动直接的叙述方式”所弥补。

在社会主义刊物《阶级斗争》中，安娜·西姆森（Anna Siemsen）同样在一篇关于战争题材新书的综合评论中探讨了格莱泽的小说，但给出了褒贬参半的评价：

格莱泽的少年题材小说《生于一九〇二》同样弥漫着小市民阶层狭隘自我封闭的特质。诚然，故事聚焦于战时小镇上的高级公务员阶层，但这座小镇让所有事物都染上了它的色彩。作者对小市民的刻画入木三分：官僚气十足、思想狭隘的父亲，痴迷霍夫曼斯塔尔却郁郁不得志的母亲，以及周围那些顽固不化、野心勃勃、心怀恶意又畏首畏尾的人物。唯独对工人及其生活环境的描写，由于缺乏亲身经历而流于刻板夸张。这部作品同样陷于个人琐事的窠臼，因此只能归入战争时期资产阶级生活写照的那类文学作品。

在《性科学与性政治》杂志中，格莱泽的这篇首作同样获得关注，因为“其破纪录的成功部分缘于值得称道的坦率态度，作品直面了青年群体普遍面临的性苦闷问题”。评论家汉斯·鲁宾（Hans Rubin）因此表示，某些群体对小说的激烈反对“不足为奇”，但最终的成功证明更开放的性观念正在逐渐普及，立法机构也应当注意到这一趋势。他总结道：“任何亲历过战争的人，都不应错过这部作品。”

在《新书评》中，格哈特·波尔（Gerhart Pohl）甚至认为格莱泽通过这部小说创造了“一种世界精神的宣言”，他特别强调了作品的见证性特质：

理论家们断言《生于一九〇二》算不上小说。但当我们可以阅读并切身感受这份以惊人精确性呈现的文献——这份记录我们共同战争创伤的断篇时，这些学究式的忧虑又算得了什么？恩斯特·格莱泽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年轻一代的文学正在致力于将一种世界性的思想，与一种形式上的追求融为一体，并将这个创造物如攻城槌和信号火炬一般，狠狠揳入这个混乱时代的混沌中心。

在《日志》杂志中，汉斯·萨尔（Hans Sahl）认为恩斯特·格莱泽已成为其时代的编年史家：

这部小说堪称整个时代的文学写照……一部纪实小说。我们终于能够再次清晰而不受扭曲地感知事物，去整理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主动地呈现在眼前的现实素材。正因如此，加之这是迷茫困惑的战后青年首次以令人信服的创作尝试实现自我超越，格莱泽的《生于一九〇二》堪称一项壮举。

萨尔随即推荐格莱泽参选一九二八年克莱斯特奖，这是魏玛共和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虽然评委汉斯·亨尼·扬（Hans Henny Jahnn）最终将奖项授予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但格莱泽获得了“荣誉提名”，这同样是一项特殊荣誉。

对小说的批评主要来自天主教和右翼保守阵营：弗朗茨·赫维希（Franz Herwig）在发行甚广的天主教杂志《高地》上，将格莱泽的这部作品评价为一种“纪实性的状态描摹”，认为其纯粹是迎合“时代趣味”。他认为，格莱泽将个人经历扩展至整一代人的体验是不妥的，因为：“要像他那样去感受和行动，需要一种非常特殊且罕见的气质。他那一代以及任何一代的大多数人，感受会更自然，因此也更健康。”但有趣的是，赫维希同样批评小说将青年人的不幸完全归咎于老一辈，并且认为格莱泽是将典型的青春期问题上升成了一个世代的问题。

民族主义刊物《旗帜报》的评论家则坚决否认格莱泽的小说能代表一代人。他认为作者持有“扭曲的世界观”，其“罕见的缺乏本能的程度令人震惊”，因为“整个作品都是歪曲、错误、不真实的”。该评论家指出，小说的典型特征在于“以非孩童式的态度弱化和讽刺时代的重大事件，却对纯粹个人经历……进行精巧的夸张渲染——甚至包括虚假的结局”。

《青年民族之声》的评论家格哈特·吉泽(Gerhardt Giese)则强调，格莱泽再现的并非青年人的经历，而纯粹是“想在事后去矮化、嘲弄并玷污战争，以及我们民族的功绩与苦难”。然而，在格莱泽的“报告”中，“不仅需要修正和补充，更值得最严厉驳斥和谴责的，是作者那种处心积虑的丑恶方式——他将那些于他自己而言也曾一度（哪怕只是短暂地）神圣而伟大的事物，以及对我们其他人而言至今仍是崇敬与记忆的对象，统统拖入了泥潭”。

在保守的教期刊《费尔哈根和克拉辛月刊》上，卡尔·施特雷克（Karl Strecker）也发出了类似的论调。他宣称格莱泽的小说是毫无价值的。他尤其反感的是，“整本书的结构就像一部电影，精于算计每一个画面的效果，并且毫不避讳地借用那些最俗套的惊悚片花招”。

在《优美文学》杂志上，沃尔夫冈·冯·艾因西德尔（Wolfgang von Einsiedel）宣称他之所以会详细评论格莱泽的小说，完全是“因为几乎整个德国评论界都上了它的当——更不用说读者了……也因为它似乎是某一类廉价、肤浅、贫瘠、精神层次低下的倾向文学的典型代表”。艾因西德尔写道：

如果这本书真如其狂妄的书名所言，是一代人的文献，而非格莱泽本人所代表的那一特定类型的文献——那么，我们对这一代人的所有希望就都可以彻底埋葬了。因为格莱泽的作品展现出一种令人震骇的精神贫瘠。

艾因西德尔认为，格莱泽及其小说主人公所代表的“类型”，是“属于过去，而非未来的资产阶级式的反资产阶级者”。这种将对小说的否定与对作者本人的人格诋毁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后来纳粹文学政治一种典型策略的早期范例。

然而，这些负面的声音并没能阻挡这部小说凯歌高奏的步伐。《生于一九〇二》不仅赢得了绝大多数评论家的赞誉，更重要的是，它在读者中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在五个月内（截至一九二九年二月），其印数就攀升至五万册。早在一九二九年，法文版和题为Class of 1902的英文版就已问世，并获得了《纽约时报》长篇幅的积极评价：“《生于一九〇二》是一部重要的文献，充满了真理、意义，以及能吸引我们、打动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