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个场景，像极了她人生的两个面向：一边是热烈、具体、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现场；另一边，则是沉静、辽远、可供精神漫游的文学旷野。
退休后搬到乡下住的万宁，每天可一点都没闲着。她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着猫粮，去院子里喂那十几只早就等着她的野猫。随后，遛狗、收拾菜园、摆弄花草，或是看看书、伏案写点什么，偶尔去热闹的集市上转转。日子被这些琐碎却让她快乐的日常填得满满当当。
冬日暖阳下，万宁喜欢坐在株洲乡间的院落里晒太阳，身旁是喧闹争食的猫群，远处是绵延的丘陵。这个场景，像极了她人生的两个面向：一边是热烈、具体、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现场；另一边，则是沉静、辽远、可供精神漫游的文学旷野。
若从公开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算起，万宁的写作生涯已跨越30余年，著有《城堡之外》《麻将》《纸牌》《讲述》等多部作品。她最新出版的两本书——小说集《雨一直下》与散文集《大江流日夜》，像是两扇不同的窗口，一扇通向她笔下故事里的人生百态，一扇照见她生活中的温暖日常。
万宁的来路蜿蜒而丰富。她出生于浏阳，童年辗转于茶陵、湘潭、株洲，成长轨迹始终与湖南的江河相伴。这些流动的水系不仅构成了她生活的背景，更悄然内化为她文字中汩汩不绝的韵律。无论是《雨一直下》中绵密的雨，还是《大江流日夜》中奔流的湘江，都充满了强烈的湖湘地域气息。另一层深刻塑造她的经历，是长达30余年的新闻工作。早年在报社跑社会新闻、主持“情感热线”的经历，让她“倾听了世间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这些真实人生的粗粝质感，成为她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新闻是“衣食父母”，而文学是“精神寄托”，是她可以充分表达、安放情感的所在。
评论家李敬泽说，小说集《雨一直下》“收藏了一个写作者三十多年的春种秋收”。12篇中短篇小说，创作时间跨度达30年，万宁用“雨”串联起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生存图谱。
万宁的小说关注女性命运，尤其是她们在家庭、社会与自我期待之间的挣扎。评论家张莉指出，“写下了我们时代普通女性的真实困境”。无论是《雨一直下》中不断被家庭索取、在雨中没有伞却必须奔跑的姚小瑶和丁碧贞，还是《鼻子的风水》里试图通过改变容貌来掌控命运的丛简，万宁笔下的女性很少是命运的宠儿，但她们身上总有一股“柔韧之力淬炼出的向上锋芒”。她不止于呈现困境，更着墨于困境中人的呼吸、抉择与反抗。
如果说《雨一直下》是“向前奔跑”的文体，那么《大江流日夜》则是“慢走或停下，把瞬间凝固”的散文结集。在这里，她从山中取水的清晨，联想到文思泉涌的渴望；从跳马镇左宗棠简陋的墓地出发，潜入浩荡的历史烟云；在喂养流浪猫、种植花草的日常里，凝视生命的衰老与喜悦。
如今，移居乡村的万宁，过着种菜养花、山中取水、与猫狗为伴的生活。这种贴近泥土和自然的状态，成为她新的创作给养。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对话，更深入地走进她的文学世界与生活哲学。
《文史博览·人物》2026年第2期 《对话万宁：写作是顺流而行， 生活是万物可亲》
《文史博览·人物》（以下简称人物）：您的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湖湘气息，这片土地如何塑造了您的写作？
万宁： 这跟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我出生在浏阳，门前就是浏阳河。后来到了茶陵，生活的地方有洣江。记得儿时端午节看涨大水，水里有猪，有冲下来的木房子，各种各样漂在水中的东西，像看科幻电影一样。再后来辗转到湘潭、株洲，湘江边又成了我和朋友们聊天、玩耍的地方。湖南漫长的雨季，别人可能烦，我却很喜欢。那种光线、那种安静，很适合看书写作。下雨天，心情不同，雨的意象也不同——有时深情浪漫，有时又像是无法言说的困境。这些水和雨，不是我刻意写进去的，而是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写作时它们自己就流淌到文字里了。
人物：小说和散文这两种文体，在表达上对您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万宁： 小说对我来说，是“向前奔跑”。你得构思人物，推动情节，像顺着一条河流往下走，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但有一种力量推着你必须往前走。写小说时，我是投入的，甚至有点“脑壳发热”，完全沉浸在那个世界里。
散文则相反，它是“慢走或停下，把瞬间凝固”。写散文，我特别强调“在场感”。《大江流日夜》中写左宗棠，我去了他长沙跳马镇的墓地，墓地不大，心里很受震动。我去买了很多关于他的书看，对他有了立体的了解后才动笔。不是简单地罗列史料，我必须把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思考的观点放进去。写散文我喜欢从真实场景带入，然后通过联想，完成时空的转换。它和小说互补，一个向外构建世界，一个向内审视自我与历史。
人物：30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万宁： 其实在进报社前我就开始写作了。新闻和文学，对我来说是平行的两条线。新闻工作是我的安身之本，要客观，讲事实。而文学写作是我的精神寄托，它可以延伸我的表达。新闻里有、不能说的话，我可以借助文学说出来。
早先跑社会新闻、主持“情感热线”的时候，我听到了太多人的故事。这些真实的悲欢离合，是坐在书房里想象不出来的。它们让我懂得了，深入人心的最好方式就是学会倾听。这些故事沉淀下来，就成了我小说里很多人物和情节的底子。
人物：您的小说尤其关注女性命运，深刻刻画她们的困境与韧性。您这种关注的源头是什么？
万宁： 这或许与我自身的性格和经历有关。我从小就有点叛逆，敢于说“不”。小时候，哥哥让我帮他洗衣服，我会把衣服丢远，反问：“你自己有手，为什么要我洗？”我觉得女孩子就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能总是委屈自己。
我看到生活中太多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重压下挣扎。困境让人痛苦，但也逼出生命的韧性。就像《雨一直下》里，我希望读者能看到她们在雨中的样子不只是狼狈，还有那种横冲直撞的劲儿。写作对她们、对我自己，都是一种“突围”。说出来，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人物：您也成功创作了《乡村书屋》等以男性视角为主的作品。当书写另一种性别时，您如何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万宁： 写男性人物时，我会在心里提醒自己：现在你是个男人了。男人看世界的方式、说话做事的感觉，和女人是不同的。我会尝试代入他们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反应。写作在我看来是不讲性别的，关键是你能不能理解、共情你要写的人物。超越性别的共性关怀，是对“人”的处境本身的关怀——无论男女，人都要面对命运的无常、生活的重压、内心的孤独与对尊严的渴望。
人物：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善于从生活中捕捉生动的细节融入文中。这种观察力是天生的吗？
万宁： 我从来没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我觉得就是兴趣和观察使然。从小我就喜欢听故事，我小学入学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妈妈办公室听故事度过的。那时妈妈从事档案和信访工作，形形色色的人来找她倾诉，各种家长里短、人生百态，我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我不仅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他们的穿着、语气和神态也被我不自觉地记在脑海里。写作的时候，那些场景连同细节自然就浮现出来。当你对周围的事物有关切、有感情，细节自己就会跳出来。
人物：那种“不得不写”的冲动，至今仍是您创作的驱动力吗？
万宁： 是的，这始终是我写作最核心的起点。最早写小说，就是为一个遭遇婚姻不幸的姐姐感到不平，不写出来难受。后来，可能是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个场景，或者就是心里长久盘踞着一个人物的影子。他们会在心里生长，像一棵树，让你觉得必须去写，要给他们一个安放的地方。我早期的一篇小说《开到荼蘼》，原型就来自潘汉年和他爱人的故事。而写这部小说的原动力，就是儿时偶然看到在洣江茶厂（现湖南省茶陵监狱）服刑的潘汉年，他穿着一件西装背带裤，与我之前见到的所有人不同。只那一眼，就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留下了这种写作冲动。那种被内心驱动、不吐不快的感觉，依然是最珍贵的写作动力。
人物：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不可被替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万宁： 人工智能可以完美地处理信息、生成符合语法的文本。但文学，尤其是小说，最核心的部分是AI目前无法完成的，那就是独特的、个体的生命体验，以及基于此的想象力。
我的写作，可能源于我在湘江边看到的某艘船，源于我在茶陵听到的某个方言词，源于我被某个陌生人故事击中时内心的那一阵悸动。这些体验是高度个人化的。AI可以学习所有的叙事技巧，但它没有“童年”，没有“故乡”，没有爱一只猫或被一场雨淋湿的切身记忆。
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呈现这种千万种不同的“活过”的样本，在于用文字触抚人类共同的孤独、困惑、隐痛与凉热。那是人与人之间灵魂的碰撞。
人物：移居乡村的生活，如何反哺您的写作？您现在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万宁： 这是一种新的滋养。在乡下，你每天面对的是土地、植物、动物、天气。你会更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节律：什么东西该播种了，什么花在什么季节开。这种体验非常具体、生动。它让我慢下来，观察更细微。生活本身就是最丰富的素材库。我逛集市，与村民聊天，看乡村书屋里冷清的桌椅，这些都在我心里沉淀，说不定哪天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一个场景、一个人物。生活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素材。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吴双江